第一天老袁与我分着吃了那三两蟹黄汤包；第二天他亲自下厨为我熬了一锅糖粥；第三天他扛回家一麻袋梨子，足足五斤，说是给我润喉。
蟹黄汤包被黎翘摔出车外，早就皮破汁流糊作一团；糖粥依然炖得屎烂，光看卖相难以下咽；卖梨的小贩坑老袁老迈又迟缓，五斤梨子烂了近三分之一。
但我特别高兴。
我把脸埋进热烘烘的被窝里，无比愧疚又踏实地安慰自己：待再懒个两三天，我就把春风引进门，再次顽强地出苗。
没想到在床上躺到第三天，吉良给我打来了电话。
还是上回那句话，黎翘要见我。
我敏感地意识到，事情好像有转机。
给大明星开车一个月，市中心的商业区摸得熟门熟路，即使开着雪佛兰进入那处豪宅，保安斜眼睨我，竟也不拦。
旁人还是站着，唯独黎翘正坐客厅。大狗伏于他脚边，他垂着脸，一只手揉压着狗脖子——我觉得这动作有点眼熟，好像那天在剧场里，他也是这么待我的。
被人当畜生看待固然不满意，可显然黎翘对我那天顶撞他更不满意，他慢悠悠地把视线从狗脑袋上移到我的脸上，冷着脸问：“你嘴不是挺厉害么，怎么现在不说话？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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